2024年将是中国经济回归到合理区间的一年。纵然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但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伴随着各项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预期将逐步改善，宏观经济也有望进一步企稳回升。

2024年中国经济如何实现稳增长？如何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等政策协调配合，确保同向发力、形成合力？面对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之间的“温差”，如何增强企业和个人的获得感？

中国经济从来都是在劈波斩浪中奋然前行。随着全国两会大幕的徐徐拉开，这些问题的答案将更加明晰。

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

2023年，我国经济在爬坡过坎中走出了一条回升向好的复苏曲线，主要预期目标圆满完成。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超126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2％，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新成效。

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进一步推动经济回升向好需要克服一些困难和挑战，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仍然较多，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表示，2024年中国经济仍需面对诸多挑战。全球经济将延续疲软态势，外部形势依然复杂严峻。经济发展中的重点领域风险仍需关注，比如中小银行风险依然存在，需防范房地产市场风险外溢，地方政府债务违约风险较大。

他特别提到，宏观数据与微观主体之间仍然存在“温差”。收入、就业等直接关系个人获得感的指标依然有改善空间。出于对未来需求不确定性的担忧，企业家扩厂招员、加大研发投入的信心仍需提升，劳动力市场存在“求职难”与“招工难”并存的结构性问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今年宏观政策定下了基调，并强调“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刘元春表示，应对挑战和问题，宏观经济政策需要有的放矢。有必要以财政政策、提振预期和就业优先政策为核心促进经济恢复。同时，政策要走在预期前面、政策的节奏往前移，避免“舆论倒逼、政策被动响应”式和“平均用力”式的宏观调控。

如何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高培勇表示，宏观经济政策配置要汲取过往的经验教训，统筹发展和安全，并考虑到在当前我国经济体量背景下刺激性政策引导带动的效用等。

高培勇认为，当前宏观经济政策配置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要向精准“逼近”，将有限的宏观调控资源精准地配置在经济恢复进程的各个着力点和重点上。凡事要问质量和效益，凡事必讲精准和精细，这可能是当下经济恢复进程中，宏观调控和宏观经济政策配置的必由之路。当下经济工作需要耐心，实打实地把一件件事情办好。

中央财办分管日常工作副主任韩文秀此前在中国经济年会上表示，实践表明，除了直接的经济政策之外，许多非经济性政策也对经济运行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此要坚持系统观念，既要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科技等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也要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使各类政策更好协同发力，增强合力。

财政部去年四季度增发了1万亿元国债，大部分实物量会体现在2024年。中国人民银行也新增了5000亿元PSL（抵押补充贷款）额度，用于支持“三大工程”建设，存量政策将持续体现经济带动效应。此外，多部门表示今年将加强政策工具创新和协调配合。

比如处于深度调整中的房地产市场，在因城施策导向下，目前广州、苏州、上海、北京、深圳等热点城市已放松限购政策，金融支持房企融资的“白名单”也已推出。市场预计，今年两会将延续房地产需求侧政策和金融支持政策定调，执行中或更具灵活性针对性，同时加快推进保障房、“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城中村改造等“三大工程”建设。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又一个重要年份，主要任务是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这既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续篇，也是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新篇。”2月19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释放出重要信号。

四十多年前，中国开启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而今，改革开放仍是决定中国当代命运的关键。改革开放再启程，就是要把这条路走得更开阔更深远。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专门作了安排，要求不断完善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体制机制，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此外还提及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落实金融体制改革。

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明确，2024年要积极稳妥谋划推进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健全现代预算制度，优化税制结构，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目前广东、贵州、江西先后公布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方案。

中央财经大学政府预算研究中心主任王雍君指出，原来分税制框架已不适应新形势，需要谋划新一轮财政体制改革。这其中，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扮演着重要角色。我国基层政府为70%以上的人口提供了基本公共服务。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需增强基层公共服务保障能力。

中国人民大学财税研究所执行所长吕冰洋教授近期发布《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前瞻》报告。他分析，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要考虑到增强财政可持续性、化解地方债务风险，这需要统筹财政资源、提高财政支出效率、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等。比如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全面落实“推进支出标准体系建设”的改革任务等。在政府间关系方面，要重点改革省以下财政体制、完善地方税体系、改革税收分享办法、完善转移支付体系等。

2024年，新一轮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迎来全面推进的关键之年，要完成70%以上主体任务。国资委副主任王宏志2月27日在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2024年第一次专题推进会上表示，2023年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实现良好开局，一批重点任务取得积极进展。2024年要不折不扣完成70%以上主体任务，突出抓好实施方案和工作台账，靠前安排重点难点改革任务。

国资委要求，完成70%以上主体任务约束要硬、发力要早；功能使命类改革任务要找准行动方位、强化考核引导；体制机制类改革任务要形神兼备、更广更深落实；功能使命类改革任务与体制机制类改革任务要统筹推进、形成改革组合拳；推进改革要上下贯通、穿透基层；必须始终加强党的领导党的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新一轮改革不断深化。

清华大学中国现代国有企业研究院研究主任周丽莎表示，劳动、人事、分配三项制度改革是国企改革中难啃的硬骨头。要加快健全灵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打造一批机制新、活力足、动力强的改革样板。国资央企要努力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收入和增加值占比，不断增强核心功能、提高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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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嫣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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